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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发现与发明

2017-05-20 11:49:44本网

  出版科学bookmark0电子书:发现与发明A.H.范德韦尔黄庆译(莱顿大学图书与数字媒体研究系,荷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当我们观察读者如何接受或排斥电子书时,不仅要注重此现象在科技与社会经济方面的研宄,事实上,电子书还有其他重要方面值得我们去研宄。像所有技术一样,电子图书(以及人们对电子书的使用和拒绝使用)值得作为一种社会技术现象来研宄。也就是说,电子图书不仅代表一种技术创新,也代表一种社会发现过程。同时,该行业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软硬件生产商,图书贸易中的各参与方、作者,还应包括政府及最被忽略的用户。

  发现发明电子书社会接受表1电子书接受情况统计国家电子书占图书销售的百分比(%)美国5中国2荷兰1.5纸及杂志仍主要以模拟形式消费。

  质书,高于大众对电子书的“感知价格”

  光屏幕,而且没有提供原装阅读软件。

  录音机是由爱迪生发明的进行语音录制和重放的设备。然而,作为生产录音机的录音技术的未来,与音乐录制的轻易成功相比,将注定显得微不足道。发明可能是为了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应付需求,或者只是简单地为了满足好奇心,但发明者却永远无法预测,发明物将会被用于何种用途。发明物的使用又往往会与发明者心中设想的用途大不相同。发明是一项技术活动,但发明物的实际使用以及其用途仍有待发现。因此,所有技术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社会建构。

  发明是发明者进行技术设计时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另一方面,发现是一个渐进的、无意识的社会进程。因为技术的发展发生,在技术发明与社会发现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因此对技术的社会接受进行研宄,则需要一种社会技术方法。这一理论当然也适用于电子书的情况。电子书的接受过程十分缓慢,而且这种缓慢接受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粗略估计,电子书目前的接受情况统计数据如表1.将电子书与另外两种非文本形相比较,那么以上数据展示的现象就更加显著了。

  音乐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有了可供公众消费的数字形,现在全球音乐消费几乎完全是以数字形式进行的。同样,移动影像(电影、视频)从20世纪90年代起便能以数字形式获取。而且如音乐一样,电影和视频消费几乎完全以数字形式进行。然而,尽管早在20世纪40年代,文本就已经数字化了,但历经六十余年,如今的图书、报约翰汤普森在他的著作数字时代的图书―书中指出,阻碍电子书发展的因素有:硬件“昂贵且难以使用”有较多格式可供选择,但它们并不兼容;数字权限的所有权不明确;出版商和零售商们对电子书的定价过于接近纸从以上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从2005年开始,已经有了两项主要先进成果。首先是电子墨水技术的广泛应用,该技术使用的是反射型阅读面(例如美国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荷兰iRex科技的iLiad阅读器以及中国的汉王电纸书)。这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电子书的接受情况,但用户主要是一些专业的老年读者。其次,苹果公司在2010年推出了iPad.严格意义上说,iPad并不是一个电子书阅读设备,因为它不仅采用了许多人看来比反射屏更容易使眼睛疲劳的背以上两项先进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甚微,这毫不奇怪。虽然电子书的使用率有所上升,但增长十分微小。5第三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专稿栏目主持荷清根据约翰汤普森所述,阻碍电子书发展的因素仍与2005年一致气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首先,在性质上,它们要么是技术性的(因素1 +因素2),要么就是社会经济性的(因素3+因素4);其次,它们只关注少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硬件和软件制造商(因素1 +因素2)、图书贸易参与者(因素3+因素4),而极少关注作者利益(因素3)。

  如果要改善电子书的接受度,首先就需要明确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除了软硬件制造商、图书贸易参与者及作者外,还应当包括政府及用户。其次,还需要进一步确定这些利益相关者们的兴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利益相关者兴趣组合的如下清单:(1)软/硬件制造业的兴趣在于利润最大化,这种兴趣也可以理解为致力于通过对硬件、功能、人体工程学的技术改进以及市场营销来提高电子书的用户持有率;(2)图书贸易(在过程、基础建设及最终产品方面)的兴趣在于经济对策(合适的业务模式、价值链以及定价)和版权(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其利益)(3)作者既有文化兴趣也有经济兴趣;(4)政府(政策方面)的兴趣在于媒体控制,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文化多元性以及获取性等方面。

  媒体控制中,阅读及读写能力的提升是最为显著的方面。(5)最后,用户(作为读者或购买者)的兴趣范围较广泛。他们想要通过电子书来传播文化和知识、进行休闲或教学等,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电子书能够最大限度地与印刷书具有相同功能。最终,他们掌握着新技术被接受的关键。

  其次,有必要把研宄范围从着重强调阻碍电子书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以设备的软硬件制造商及图书贸易者为代表),扩展到以用户为代表的更大群体,尤其是社会文化的角度。

  把用户纳入考虑范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它比目标导向的技术及软硬件制造商、图书贸易的社会经济角度要更加难以明确。

  这正是因为用户代表着一个发现过程,并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发现过程是一个渐进的、无意识的社会进程。发现,并不能被规划,它需要的只是时间。

  问题还包括用户并没有自己的日程表,他们甚至不一定能意识到那些足以影响他们的(潜在的)事件。

  例如,众所周知,对用户进行有关尚未设计好甚至连最基本描述都没有的功能的考察是十分困难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用户调查更适用于对现有技术解决方案征集评估意见;调研者们往往缺少对潜在用户的发掘,他们好像总是认为,潜在用户总是躺在技术之路上等着被发现。

  用户对于电子书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还受到隐含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这使问题更为复杂。用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话来说,书籍代表了象征符号和经济社会资本。这种象征资本本质上在任何模式下都难以计算和运作。此外,对大多数用户而言,如果他们意识到任何此类的象征价值,他们将不会对此苟同。

  一旦意识到以上复杂状况及挑战,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历史的视角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历史视角允许认识并描述早期发展的社会文化面貌。同样,这将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多的与(纸质)图书及阅读相关的象征价值。书籍代表的象征资本能够拥有巨大的价值:图书通常被认为是人们身份特性的一部分。

  人们希望被看到自己在阅读(或者被认为将阅读,例如通过购买使人们认为自己爱读书)一些特定的书籍。到目前为止,书籍的这种可见性一直依赖于赋予它们存在的物质实体性。电子书却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意义上的可见性,这也成为阻碍电子书被持有的一个显著因素。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人们出于上述原因而不愿意放弃实体书籍的事实。书籍作为一种文本技术,历史悠久,而且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书籍所代表的意义并不能轻易被取代。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方式赋予数字领域的图书和阅读以象征意义,就像我们过去许多个世纪在这个模拟世界中所做的那样。

  注释A.H.范德韦尔,荷兰莱顿大学图书与数字媒体研究系教授。

  6黄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0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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